智合AI創始人洪祖運：智能覺醒，AI原生與律所變革

　　/朝聞通/10月17日，由福州市律師協會主辦、福州市律師協會律師事務所管理與合作促進工作委員會承辦，福州市海絲法務發展中心、廣東卓建(福州)律師事務所特别支持的“智啟海絲·法赢未來”五城律協會長圓桌會議(福州站)暨智能時代律師行業高質量發展交流會在福州舉行。來自福州、深圳、武漢、鄭州、蘇州五地律師協會的負責人及約500名律師及行業代表齊聚榕城，共同探讨智能時代律師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

　　作為國内領先的法律科技公司——智合AI的創始人、CEO，洪祖運受邀出席，并以《智能覺醒：AI原生與律所變革》為題發表演講。演講聚焦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與律師事務所組織模式的變化，探讨法律服務如何從工具應用，進一步走向工作流程、組織管理和服務産品的系統性變革。

　　以下是演講實錄，應作者要求有部分删減：

　　引言：當AI已成為日常

　　各位律師同仁、各位嘉賓，大家好，我是洪祖運。很高興來到福州與各位一起交流。

　　今天讨論AI與法律服務的未來，或許不必再從“AI會不會進入法律行業”這樣的問題說起了。AI已經進入了律師的日常工作，成為檢索、起草、研究中的尋常工具。真正需要回答的是：這場變化最終會把行業帶向哪裡。

　　福州的曆史提供了一個參照。1866年，左宗棠在馬尾創辦福州船政，造船、辦學，中國人開始系統地追趕蒸汽時代。同一年，西門子在柏林發現了自勵發電機原理，為電氣時代創造了産業條件。我們開始追趕上一場革命的時候，下一場革命已經開始。

　　船政學堂的首屆學生中，有一位侯官人嚴複。他後來譯出亞當·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一部讨論分工與市場，一部讨論法律與制度。從船政走出的嚴複，把技術、分工與制度連在了一起。

　　一百六十年後，我們又站在相似的位置上。AI是新的動力，法律服務的分工和市場将因此被重寫。不同的是，這一次中國沒有落後一個時代，而是與世界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圍繞這場變化，我提出五個判斷。

　　一、科技革命即将結束

　　這個判斷聽上去有些反直覺，所以需要先界定“結束”的含義：它不是指技術停止進步，而是指本輪大語言模型的突破期正在結束。進步仍在繼續，但其性質已經改變：從能力的躍遷，變為能力的改良。支持這一判斷的，有三方面的證據。

　　第一，技術路線上，規模化的邊際收益在遞減。從GPT-3.5到GPT-4.是一次明顯的躍遷;此後，模型仍在變強，幅度卻在收窄。這兩年的主要進展，來自推理、後訓練和工具調用，更多屬于工程層面的改進。OpenAI聯合創始人伊爾亞·蘇茨克維爾2025年11月表示，2020年至2025年是“規模化的時代”，此後将重新回到“研究的時代”;圖靈獎得主楊立昆離開Meta後創辦AMI Labs，押注的是“世界模型”，而不是更大的語言模型。競争格局也在趨同：頭部模型在獨立評測中的差距往往隻有數分，開源與閉源之間的差距以月計。當最好的發動機都相差無幾，決定勝負的，就是誰能把它裝進車裡。

　　第二，數據上，人類語言是有限的。研究機構Epoch AI估算，公開的人類文本存量約為300萬億個token，可能在2026年至2032年間被模型訓練用盡。更根本的限制在于，語言本身是對世界的有損壓縮：世界被人感知，感知被寫成語言，語言又被壓縮進模型，每一步都有損失。一個盲人可以聽遍所有關于紅色的描述，卻從未“看見”紅色。這一點對法律人有雙重含義：法律是高度語言化的行業，現有技術已足以深刻改變法律服務;但事實、證據、信任與責任，不在語言之中。

　　第三，資本上，投入在飙升，回報在追趕。2026年，亞馬遜、微軟、谷歌、Meta四家公司的資本開支指引合計約為7.200億至7.450億美元;貝恩公司測算，到2030年，支撐算力投入所需的AI年收入仍有約8.000億美元的缺口;MIT NANDA項目的報告則顯示，約95%的企業生成式AI試點沒有産生可衡量的回報。資本的耐心有限，它會推動競争從“更大的模型”轉向“更有用的應用”。

　　如果把今天放在工業革命的曆史坐标中，它更像1780年代和1880年代：關鍵技術已經可用，廣泛的生産率收益尚待組織改造。電力并不是簡單地替換蒸汽機——過去的工廠靠一根主軸帶動全部機器，電氣化之後，工廠需要重新設計成每台機器各配電機的布局。技術早已存在，生産率要等到組織改造完成才會釋放。AI同樣如此：技術已經可用，回報取決于流程、組織和激勵能否随之重構。

　　因此，平台期是重做流程、組織與産品的窗口，并不是退潮。等待的人，等不來更好的機器，隻會等來更強的對手。

　　二、新工業革命即将到來

　　上一次，機器紡的是棉花;這一次，機器紡的是知識。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動力是蒸汽機，工廠取代了手工作坊;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動力是電力與内燃機，流水線與大企業成為新的組織形态。兩次革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最先被改變的，是供給最受約束、市場最大的行業。這一次的動力是人工智能，最先被“工業化”的，将是金融、醫療、法律這樣的知識服務業;新的組織形态，是人機協同的專業服務。

　　知識行業首當其沖，法律尤甚。Anthropic今年3月發布的研究把職業分為22個大類，比較“理論任務覆蓋率”與“實際任務覆蓋率”兩個指标。法律類職業的理論任務覆蓋率約為89%，接近九成，在22個大類中位居前列——法律工作高度語言化，律師的供給受執業資格和培養周期限制，客戶與律師之間信息不對稱明顯。但法律類職業的實際任務覆蓋率隻有約20%，相差近70個百分點。問題不在于AI不夠強，而在于AI尚未真正進入律師的工作流程：數據沒有接通，場景沒有封裝，流程沒有改造，責任也沒有安排妥當。理論與實際之間的差距，就是留給法律AI公司的空間。

　　三個賽道的信号已經出現：醫療領域，OpenEvidence估值達120億美元，超過40%的美國醫生在使用;法律領域，Harvey估值約156億美元，年化收入超過4億美元，美國百強律所約八成在使用;金融領域，摩根大通向約25萬名員工開放了内部大模型平台。三者走的是同一條路：先賦能專業人士，再重構服務方式。而在這三個賽道中，法律服務的供給約束最嚴，未被滿足的需求最大，變革也将最為劇烈。

　　這裡必須看到：付不起，不等于不需要。2024年自然人起訴案件約1.140萬件，其中約78%沒有律師代理;企業起訴案件約763萬件，其中約64%沒有律師代理。全國登記在冊企業6.122.6萬戶，而律師擔任法律顧問的單位為九十多萬家。法律服務之所以昂貴，是因為它的供給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律師的工作小時數。小時數有限，價格就有地闆。這些未被滿足的需求，是一座沉默的火山。

　　與此同時，供給側的約束正在全球範圍内松動：英國律師監管局批準了首家完全由AI提供服務的律所Garfield.Law;英國Lawhive收購傳統律所，被認為是AI公司收購律所的第一例;Covenant提供的有限合夥協議審查每份900美元，約為傳統價格的一成;美國Pierson Ferdinand律所擁有130多位合夥人而不設初級律師，初稿交由AI完成。這些案例對我國隻作趨勢參照——它們揭示的是：合夥制建立在“人的智力稀缺”這一前提之上，而這個前提正在松動。

　　過去，法律服務按小時計費，隻有少數人負擔得起;未來，按件、按結果、按訂閱收費會越來越多，“AI+律師”可以實現規模化供給。單價會下降，需求會增長，市場總量會擴大。智能手機沒有替代電腦，它把計算帶給了從未使用過電腦的人。法律服務可能經曆類似的過程：一位律師過去服務二十家企業，未來有條件服務兩百家。

　　三、律師将成為“超級個體”

　　一項法律服務可以拆解為一條鍊條：了解事實、檢索研究、分析論證、起草文書、作出判斷、簽字擔責。過去，律師從頭做到尾，價格按全鍊條的工時計算。現在，前四個環節越來越多地由AI和組織完成，律師的位置正在向鍊條末端集中，即判斷與擔責。

　　這一段恰恰是AI拿不走的，也是法律交給律師的。在現行執業制度下，模型不具備律師身份，也不能自行承擔受托職責;會見、出庭、簽署法律意見，都連着身份、程序和責任。對客戶負責的，必須是一位具體的律師。

　　當檢索、研究、起草、審查、盡調、比對等工作都有智能體分擔，律師居中負責判斷與擔責，一名律師加上一群智能體，就是一支團隊。這就是“超級個體”。成為超級個體，需要三個條件：一是專業判斷力，律師是AI的複核者;二是駕馭AI的能力，要會拆解任務、會下達指令、會驗收成果;三是個人品牌與信任，客戶最終選擇的，是一位信得過的人。超級個體的服務半徑将從本地擴展到全國，收入結構也将從出售工時轉向出售産品。AI越強，法律功底越值錢。

　　這一變化也帶來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前四個環節，曾是年輕律師學習的入口。當初稿交給AI，年輕律師的判斷力從哪裡來?我的回答是，訓練需要前移：從“寫初稿”轉向“審初稿”，讓年輕律師更早參與事實核驗、客戶溝通和方案讨論，理解AI為什麼這樣寫、哪裡寫錯了。把初稿交給AI之後，培養專業判斷的責任不是變輕了，而是更重了。

　　四、律所将成為“智能組織”

　　今天的許多律所，是專業人士的松散聯合。品牌共享，知識卻留在每位律師個人身上;每個案子都從零開始，律師離開，能力也随之離開。

　　智能組織則不同。每辦理一個案件，經驗都會沉澱為數據、流程和可以複用的智能體能力，下一個案件從更高的起點開始。辦案、沉澱、智能體改進、交付提升、案源增加，形成一個循環。律師離開，能力留下，而且仍在生長。

　　關鍵詞是“進化”。智能組織不是一次性的數字化改造，而是一個越用越聰明的系統。AI的收益将歸于擁有數據、流程和知識沉澱的組織;知識隻存在于個人身上的律所，沒有可供AI學習的東西。松散聯合是加法，智能組織是複利。AI不會淘汰律所，它淘汰的是“松散”。

　　智能組織可以用一個公式概括：統一的數據，加标準化的流程，加沉澱的知識，再加人機協同的分工。律所不必一步到位地改制，可以分三步起步：第一步，讓律師先用起來，把AI引入每天的檢索、起草與歸納;第二步，把精品案件沉澱為場景能力，從一個業務組、一個場景開始;第三步，讓分配機制獎勵貢獻組織資産的人，因為知識和數據已經是組織的資産。

　　在這一過程中，律所會出現法律知識工程師、法律AI評測、流程設計等新的崗位。律所的競争力，将從“擁有多少好律師”轉向“把好律師的經驗變成了多少組織能力”。過去，律所出售的是律師的時間;未來，律所出售的是組織的能力。

　　五、法律AI将成為“基礎設施”

　　電氣化初期，每家工廠都要自建發電機;電網出現之後，電力成為公用事業，工廠隻需專注于生産。法律AI将扮演法律服務的“電網”角色：模型接入、法律數據、工程化、場景能力、本地部署與合規，這些能力不需要每一家律所獨立建設。它的邊界同樣清楚：不取代律師的簽字與擔責。

　　把後三個判斷連起來，是一個清晰的分工結構：基礎設施賦能智能組織，智能組織賦能超級個體，超級個體服務客戶。三層之間是分工，不是競争。

　　智合AI正是朝這個方向演進的，大緻經曆了四個階段：1.0階段是ChatBot，解決的是“回答問題”;2.0階段是工作台，為法律研究、合同審查、文書起草、法律檢索等場景預設工作流，像律師的工具箱;3.0階段是Agent，理解意圖、規劃拆解任務、按需調用各種能力，從“回答問題”到“完成任務”，是一次質的變化;4.0階段是我們正在探索的方向——Agent+律師網絡，Agent完成可以标準化的工作，在需要專業判斷、執業資質和責任承擔的節點，按需調度真人律師，最終交付可交付、可擔責的成果。

　　從回答問題，到完成任務，再到交付可擔責的結果，這是智合AI希望成為的法律服務基礎設施。這條路徑仍在建設中，需要在真實業務中接受檢驗;但它的目标是明确的：讓法律服務人人可及。

　　結語：覺醒的不應該隻是機器

　　1898年，嚴複譯述的《天演論》出版。“物競天擇，适者生存”，喚醒了一代中國人的變革意識。今天，推動時代變化的力量換了一個名字，叫人工智能。它不會等待任何人準備好。

　　本文提出的五個判斷，可以概括為一條從技術到産業的線索：科技革命即将結束，技術競争的重心正在轉移;新工業革命即将到來，知識服務開始産業化;律師将成為超級個體;律所将成為智能組織;法律AI将成為基礎設施。從技術突破到産業變革，從超級個體到智能組織，最終以法律AI基礎設施，讓專業服務人人可及。

　　智能已經覺醒。覺醒的，不應該隻是機器，更應該是我們。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