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二屆數字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暨信息主管峰會”在京啟幕。作為本屆峰會的重中之重,由北京大學數字研究院主辦,緻遠軟件協辦的“自主可控技術與政務應用研讨會暨聯合實驗中心揭牌儀式”于2015年12月18日隆重召開。旨在面向“十三五”,在“互聯網+”帶動的信息技術産業變革洪流下,來自全國各地的政府部門、行業領導廠商及專家學者在論壇上共同探讨自主可控技術創新與實踐之于國家電子政務安全發展的新常态和新趨勢,從産學研多角度剖析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新要求和曆史機遇。
當日,緻遠軟件、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龍芯中科、金山辦公、中标軟件、北京東方通、北京數科網維、武漢達夢作為自主可控聯合實驗中心成員單位,共同為“協同+自主可控聯合實驗中心”揭牌。
“協同+自主可控聯合實驗中心”揭牌
北京緻遠協同研究院院長、博士劉古權表示:“在計算機芯片,基礎軟件廠商的聯合下,緻遠将快速實現技術、産品的全面整合,推出更加成熟創新的自主可控協同政務平台,為我國自主可控技術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同時,未來緻遠與聯合實驗中心的發起單位還将共同引入更多的應用軟件廠商,最大限度地豐富自主可控平台的各類應用。”
自主可控關乎國家戰略,電子政務建設步入關鍵期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高度關注網絡空間安全”,三中全會後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這也标志着我國網絡空間安全國家戰略已經确立。習近平主席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 這是在新的曆史時期我國信息領域工作的指導方針。現在,網絡空間已成為國家繼陸、海、空、天四個疆域之後的第五疆域,與其他疆域一樣,網絡空間也需體現國家主權,保障網絡空間安全也就是保障國家主權。
近年來,随着雲計算、大數據、移動智能、物聯網等新興信息技術的不斷湧現,信息化已經全面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每個層面,加強信息安全保障已經成為普遍共識,自主可控技術對于國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也給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面推進政府職能轉型的同時,如何全面推進自主可控技術在電子政務中的深化普及,如何推進軟硬件核心技術和服務國産化,這些都是新時期我國電子政務面臨的關鍵課題。
試點先行,緻遠領跑“自主可控替代工程”
本屆研讨會上,國家電子政務工程指導專家組秘書長、國家信息中心原總工程師甯家駿談到:“在新形勢下,電子政務需要繼續在建設的目标、思路、模式、應用範圍和期待成效等方面加大轉變,為提高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作出更大貢獻。其中,自主可控技術是根基,知識産權自主可控、技術能力自主可控、發展自主可控、滿足‘國産’資質,這四個方面是評估自主可控的标準,也是我國電子政務在轉型建設階段首要遵循的發展原則。”
對此,緻遠軟件副總裁兼政務事業部總經理胡守雲在研讨會上介紹:“當前,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自主可控已刻不容緩。面對不斷嚴峻的信息安全挑戰,緻遠于2014年便積極投身到了國家上馬的‘自主可控替代工程’之中,在2014至2015年的試點階段,緻遠于全國率先實現了陝西鹹陽市電子政務建設試點項目,全面實現鹹陽市電子政務軟硬件設備的國産化,以緻遠‘協同+’模式為基礎,通過緻遠G6政務協同管理平台,徹底改變了政府部門低效、浪費、不透明的辦公模式,打造出高效、透明、現代的新型政府。”
北京大學作為本屆研讨會的主辦方,北大數研院信息社會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任錦華在會前表示:推進電子政務的自主可控技術,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門發揮帶頭作用,另一方面,市場對國産信息技術産品服務的傳統觀念也要進一步改善,實際上,近年來衆多在實踐中已經表明,國産并不比國外差,尤其在與新興信息技術的接軌上,中國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協同+自主可控聯合實驗中心”的成立,我們看到緻遠軟件與衆多廠商共同探索自助可控技術創新,将其運用于電子政府的産品及服務中,支持政府部門服務和管理效率、質量的提升,惠及民生。這是一個利好趨勢。
“協同+政務”,緻遠打造政府組織一站式解決方案
據了解,緻遠“協同+政務”模式以移動化、定制化、智能化、平台化、雲端化、生态化為産品導向,在深入研究政府行業應用特點、透析新形勢下電子政務建設要求的基礎上,基于緻遠軟件全新的V5平台,打造的新一代以人為中心、以政府管理事務為主線、以效能提升為目标、以“協同+”模式為承載的緻遠G6政務協同管理軟件,通過低成本、輕部署、高效能的應用體驗,全面覆蓋政府多級組織管理,不僅滿足政府部門常規辦公應用,還能夠基于強大的業務引擎快速搭建業務應用,滿足個性化政務需求,切實體驗到“協同+”靈活高效的自主定制特性。成為了打造“陽光、高效、創新、服務”型政府組織的一站式解決方案。
據悉,2015-2016年,“替代工程”已進入推廣階段,而到2017-2020年,“替代工程”将邁入全面替代階段,徹底實現國家黨政機關及重要領域的單位的信息系統自主可控。對此,與會專家認為,緻遠在自主可控技術上的成功實踐,以及“協同+政務”的創新模式,對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深化改革和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可有效推動政務改革的軟着陸,加快推廣普及速度,讓政務信息化從根本上惠及民衆。